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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公孙衍和田需这两位高级职业经理人的权力暗战。高手过招不是当街互殴，而是谋篇布局。公孙衍貌似一手闲棋，却造成了新的势能，有了自动自发的力量，原有的平衡关系自然就会冰消瓦解。在公孙衍的荐举之下，田文从齐国来到魏国，以齐国权贵的身份就任魏国总理，取代公孙衍，而公孙衍虽然在魏国被迫下野，后路显然早就铺好了，转身就到隔壁韩国就任总理。
魏国的外患
这样的人事变迁，一来田文要记公孙衍一个人情，二来田文先前和田需、周霄的盟友关系注定没法维系。按说公孙衍在魏国离职，继任总理最合适的人选就是田需。
我们必须有个认识，在那个尔虞我诈、血雨腥风的时代，钻营到权力场核心圈的不可能是善男信女，那么不问可知的是，田需一定会做出反击，问题仅仅在于，田需已经失了先手，处在劣势，能在哪里找到反击的切入点呢？
我们先来替田需分析一下人事结构。公孙衍之所以能够说动魏襄王接受田文，就是拿准了一件事：魏国最大的外患就是齐国。
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采取上帝视角来看历史，当然知道秦国才是喂不饱的豺狼，是魏国的头号大敌。
但只要返回当时的情境，站在魏襄王的角度看世界，结论就是反的：秦国和魏国虽然为了河西之地打了好多年，但毕竟秦国已经得手了，魏国也不可能再把河西之地夺回来了，历史包袱可以放一放了，而且从张仪谋划连横的这几年来看，秦国对魏国明明一再示好，就连动手都打得很有分寸，只因为魏国不识抬举，这才被秦国狠狠修理了一回，但修理归修理，完事之后还不是消了气，又把橄榄枝伸过来了嘛。
再看齐国，处处显得特别鸡贼，无论外交还是打仗，尽耍滑头，合纵伐秦的时候只喊口号不出力也就罢了，谁料到联军前脚刚打了败仗，齐国后脚就趁火打劫，狠狠揍了魏国一顿。再想想前几年打的几仗，什么围魏救赵，围魏救韩，魏国干点什么齐国都要打压，每次打压都用尽了阴谋诡计，还弄死过魏国太子，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所以当公孙衍把齐魏关系描述成魏国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很容易唤起魏襄王的共鸣。至于和秦国那边，既然答应了张仪恢复连横关系，大体就算太平无事了，今后的作战方向会是向南针对楚国，但求齐国别再添乱。
怎么搞定齐国呢？
这些年国际社会开始流行一种高管新模式，这是由结盟的迫切需要催生出来的，比如张仪，以秦国总理身份到魏国做总理，最大限度促成秦魏联盟。眼前还有公孙衍，才卸任魏国总理，就到韩国当总理去了，这就表示韩国还是很需要借助公孙衍在魏国的影响力，要和魏国搞好关系。
所以，魏襄王聘请田文，在这一波流行浪潮里显得相当顺理成章，看重的就是田文虽然到了魏国，但并不会因此失去在齐国本土的影响力，很容易帮着魏国在齐国打点关系，走通门路。
这种人事安排听上去优势特别突出，但相应地，劣势也很突出，那就是，即便最紧密的联盟关系，也难免存在利益上的分歧，而主持大局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很难一碗水端平，或多或少总会有点偏心。当然，人做到那种位置，未必一定就会偏心祖国，但偏心总是难免的，所以稍有风吹草动的话，国君就很容易心生猜忌。
苏代的话术
田需要想做出反击，这就是最好的切入点。
《战国策》记载，苏代帮着田需在魏襄王面前分析形势。
这里需要简单交代两个背景知识：一是这位苏代，和苏秦是兄弟关系，但他的身世其实也和苏秦一样被后人各种附会，所以所谓苏代讲的话，倒也未必真是苏代讲的；二是《战国策》提到各国国君，往往没有很具体的交代，比如苏代这一次的游说对象，《战国策》只说是魏王，我们需要从各种线索做出推测，才能判断出这里说的应该是魏襄王。
苏代首先抛出一个问题：“您觉得，田文是对魏国更尽力呢，还是对齐国更尽力呢？”
魏襄王说：“我感觉他对齐国更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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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代再问：“那您觉得，公孙衍是对魏国更尽力呢，还是对韩国更尽力呢？”
魏襄王说：“我感觉他对韩国更尽力。”
苏代要的就是这样的答案，接下来分析说：“无论田文还是公孙衍，都要借助大王您的国家实力行走江湖，注定做不到不偏不倚。魏国虽然衰弱了，但合纵并非不可为。您不如把田需安置在身边，通过他来考察田文和公孙衍的所作所为。田需和田文不是一伙人，和公孙衍也不是一伙人，所以有了田需的监督，田文和公孙衍一定有所忌惮，不敢对大王您生出异心。”
这番话入情入理，魏襄王果然重用田需。
其实，如果说魏襄王因为齐国是田文的祖国，因此觉得田文对齐国更亲的话，却没想到魏国是公孙衍的祖国，难道公孙衍不该对魏国更亲吗？如果反过来，觉得公孙衍在韩国做了总理，核心利益都从韩国取得，所以注定对韩国更亲的话，难道田文做了魏国总理，核心利益都从魏国取得，难道就不该对魏国更亲吗？看上去魏襄王疑虑重重，天然对人对事都不放心，先从最坏处着想。苏代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对症下药，用一套其实破绽很明显的话术引魏襄王一步步上钩。
权力的真相
我们很容易以今度古，拿今天的政治概念想象古人。如果真的还原到战国时代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该体会到，当时的列强也好，天下也好，既没有帝国的模式，也没有对帝国的想象，但同时也很难说存在民族国家的概念。只有家族意识才是重中之重，国家只是家族的自然拓展，所以才会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
中原人民传承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群意识，对一切蛮族充满警惕，而对秦国和楚国的态度却越发复杂起来——它们到底还算不算“其心必异”的蛮族呢？事情的另一面是.“老乡老乡，背后一枪”，任凭怎样同文同种，举起枪来完全不打商量。家族伦理的约束力也在逐渐凋萎——想认你的话，拿你当亲戚；不想认你的话，我管你是谁？
田文的身世，前边已经讲过，从一出生就被亲生父亲嫌弃，只因为母亲小心隐藏才捡了一条性命，后来又凭着过人的天分和努力，击败各位嫡亲兄弟，这才当上了家族继承人，很难说对家人还能保有多少亲情，更别提对齐国的乡土情谊了。
田文后来确实也不太把齐国当回事，魏襄王的担心纯属多余。话说回来，田需虽然保住了权位，但也不能高枕无忧。从《战国策》另外一条记载来看，就在田需最当红的时候，惠施叮嘱过他这样一番话：“您一定要多亲近大王身边的人。您看那杨柳，树枝随便插都能活，但如果10个人栽树，1个人拔树，那就死定了。搞破坏总会比搞建设简单得多，而您现在虽然得到了大王的信任，但想除掉您的人一定很多，您必须小心行事。”
惠施这番话，道出了权力场上的一条普遍规律：高级职位只有那么几个，注定僧多粥少，注定要抢得头破血流，所以抢到位置的人，无论如何都要把国君哄住，而要把国君哄住，就必须下血本打点国君周边的人。
惠施没讲的是，所谓下血本，血本从何而来呢？当然就只能贪污腐败、吃拿卡要了。这是古代专制政体与生俱来的结构短板，谁都拿它没办法，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圣明了。
就在魏国这边政坛老狐狸们进行着既你死我活，又不动声色的权力斗争的时候，秦国那边正在做着战略性的惊人谋划。
详情究竟如何，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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