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从西到东，横亘着一众巍峨的山系和一条美丽的河流，我国南北地理气候在此分界，这就是秦岭-淮河。
两千多年前，在淮河中游的淮南国，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众门客编撰了一部阐述哲学、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恢宏巨著——有着我国古代百科全书之称的《淮南子》。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二十四节气就是出自其中完整、科学的记载。
本期文化新知以此寻根溯源，带您穿越历史的长河，一同对其中蕴含的气象智慧、其在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作用等作初步探究。
源远流长的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智慧
走进当年的淮南国都城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只见城楼巍峨，雉堞如龙，其古朴雄伟、气势磅礴的样子，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不过这已经不是当年的寿春古城，而是宋时所建，但还是比山西的平遥古城早了 100 多年，其城墙与西安、南京、北京城墙并列，号称是国内保存完好的七大古城墙之一。在悠远的岁月中，这座古城还和二十四节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从察物候到观星象
4000多年的历史沉淀
二十四节气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传说中的“太昊伏牺氏以龙纪”，是以蛇的出蛰和入蛰把一年分为冬夏两季，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历法，而启蛰也成为我国的第一个节气。
考古学家们推测到了夏代，才开始用立竿测影法来计量年月日，这是太阳年纪时的开始。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只有在太阳年纪时出现之后才有可能。太阳年纪时把一个太阳年划分为若干较小的时段来纪时，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历”（西历）。当把一个太阳年划分为24段时，就有了二十四节气。
淮南市八公山地质公园内的二十四节气园 来源：新华社
夏代利用太阳年纪时后，《夏小正》里的十二月里，节气便有了启蛰（惊蛰）、夏至、冬至三个节气。殷商的《尚书尧典》里关于四仲中星的说法，则被普遍认为和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有关。到了西周，已经将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与星空背景直接联系起来，能够计算回归年的精确长度，准确推算二分二至等重要节气的日期，从而正式进入观象授时阶段。春秋中叶，《左传》《国语》等古籍中已出现“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法则。除两分、两至外，四立节气也已出现，《左传》中有多处记载，如《僖公五年》所记：凡分、至、启、闭，书云物，为备故也。春秋后期的四分历，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
《吕氏春秋》十二纪里，在孟春、仲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孟冬、仲冬八个月中，分别安插了立春、日夜分、立夏、日长至、立秋、日夜分、立冬、日短至八个节气，这是一年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八个节气。
到了《淮南子》，按“斗转星移”的原则，根据北斗星斗柄指向，从冬至日开始，将一回归年等分为二十四段，对太阳在黄道视运动的这二十四个特定位置逐一命名，以反映当时我国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气候、物候和农事特征，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综合农时系统。至此，二十四节气才臻于完善。如果从第一个节气启蛰算起，已经过去了4000多年。
绝代奇书中的气象智慧
《淮南子》被胡适誉为“绝代奇书”，它对气象有诸多论述，其知识主要来源于生产实践和科学观察。《淮南子》认为天气、四时、风雨、雷电等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认识，而且可以通过各种工具进行测量和模拟。《淮南子》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提出了对农业生产活动有重要影响的湿度、温度、风等要素的具体测定方法。
《淮南子·说山训》记述：悬羽与碳，而知燥湿之气。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之将寒……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这里记载的是一种“天平式土灰测湿计”，将土和炭分别挂在天平两侧，以观测挂炭一端天平升降来判断空气中湿度的大小：天气干燥了，炭就轻；天气潮湿了，炭就重。
在风的观测方面，《淮南子·齐俗训》中记录了一种“伣”或“綄”的风向器，是风杆上系了布帛或长条旗的最简单示风器的演变。书中记载：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是说伣在风的作用下，没有一刻平静，说明这种风向器还相当灵敏。通过对风向的观测和研究，《淮南子》提出了“八风”的概念。《淮南子·地形训》解释道：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条风，东南曰景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丽风，北方曰寒风。八风不只是对风向的划分，也是通过对冷暖、燥湿的描述，指出了季风的变化，是从阴阳变化的角度，对季风气候的完整系统的描述。
淮南市八公山地质公园内的二十四节气园 来源：新华社
《淮南子·兵略训》中有“见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通过观察瓶中水结冰或冰的融化，可以大致了解天气的寒暖变化，虽然这还称不上是一种真正的温度测量方法。
农业因顺天时地利
我国幅员辽阔，即使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区域性差异也非常明显。因此，先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农业生产中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重要性，这在《淮南子》中多次提及。
在因地制宜方面，《淮南子·齐俗训》中有“各用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率性而行谓之道”，比如“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淮南子》里提到的因地制宜，一方面是指 “察陵陆水泽肥嶢高下制宜”，即土地的高低、肥瘠、松紧等；另一方面，是指要适宜不同地区的不同气候条件，即要注意气候适应性的问题。
对于适宜种植什么样的作物、饲养什么样的动物，《淮南子》优先考虑的，是四方之地的温、寒、干、湿、风、雨等气象要素。
《淮南子》里还有“江北枳”一说：“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鸲鹆不过济，貈渡汶而死，形体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这里揭示了物种随气候变化的规律，同时用“江北枳”和“江南橘”因气候而变异的事实，确立了以长江为地理分界线的南北气候分界新概念。而在此之前的春秋时期晏子时代，“（橘）生淮北则为枳”，橘的适宜生长线已经在约500年的时间里从淮河移到了长江一带。
为了因时制宜，《淮南子》将当时每个月的农林牧副渔等主要生产活动，依据天时作了统筹安排，如春季三月：孟春之月……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掩骼薶骴。
《淮南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思想，无疑是积极的。在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的背景下，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环境气象条件和气候变化，趋利避害，既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有利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淮南子》二十四节气的进步意义，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四定”。一是定型，即二十四节气名称与顺序的定型，《淮南子》所载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和顺序，与后世完全相同，并历二千多年没有改变。二是定位，即二十四节气的天文定位，《淮南子》按“斗转星移”的原则，根据北斗星斗柄指向来准确推算二十四节气日期。三是定理，《淮南子》以阴阳二气的消长为理论依据，对二十四节气的气候意义作了准确的描述，如认为冬至夏至分别是阴阳二气盛衰转换的枢纽等，这是对我国气候意义上季风的最早认识。四是定历，治历明时，将节气与气候、物候、农事进行准确联系，是对我国传统的阴阳合历和古代农时系统的一次重要完善，也是农时理论在农业生产中最为成功的应用。
然而，在千载难逢的获奖致辞时刻，周迅内心深处却不由自主地翻涌出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二十四节气自何处发祥？
《淮南子》是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在淮南国都城寿春（今安徽省寿县）编纂而成，那么其中记载的二十四节气，会不会只是对寿春或是淮南国地区气候、物候和农事的总结？关于这一点，《淮南子》及前人的著述均无明确记载。
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十四节气是否受到了地域气候的影响。《淮南子》二十四节气的顺序，和三十年后朝廷颁布的《太初历》有所不同，在《太初历》里，惊蛰排在雨水的后面，谷雨排在清明的后面。对这个问题当代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这在气象学上可以作如下解释——
惊蛰、雨水、谷雨和清明，本来表示的都是自然物候现象，“惊蛰”表示这个时期天空打雷，蛰虫出土，说明土壤温度已高；“雨水”是说原来下的是雪，现在都变成雨了，说明低空气温已升高。这两种物候现象，都是由于季风气候所致。在冬春转换季节，随着南方暖湿气流北上，近地面气温逐渐升高，大气层结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才有打雷、惊蛰和下雨现象出现。正是因为暖湿气流起主导作用，又是自南而北推移，因此越往北，出现先打雷后下雨的概率越大。也就是说，在同一年，雨水排在惊蛰前的地方，可能纬度更低。清明排在谷雨的前面，可作类似推论。这说明《淮南子》所描述的候应，其对应的地理纬度，要低于《太初历》所描述的候应，这正好和国都寿春低于京都长安大约1.7个纬度相印证。
淮河景观 来源：新华社
刘安编纂《淮南子》，是为了给登基不久的汉武帝提供一套治国安邦的政治纲领。从这个角度来说，其中记载的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候应，首先要能代表西安或汉中平原地区的候应。而另一方面，若将来作为国家历法，颁行天下，指导具体的农业生产，则需要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不太可能只取寿春一隅，这也不符合他在《淮南子·要略》中，要“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窈”的编纂要求。从西汉时期历史地图来看，当时郡县密集分布的区域是在现在的西安以东、长城以南和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也说明那个时期这一区域的农耕文明程度相对较高。二十四节气要想成为国家历法，必须最大程度地代表这一区域。
因此，二十四节气中的候应，最大可能是取自黄河中下游的这片广大地区，那么这一区域包不包括寿春？
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在淮河-秦岭一线，寿县和西安都处于这条线的附近。1979年中央气象局绘制的中国气候区划，寿县和西安同处Ⅲ区南部（南温带）。《中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近年绘制的中国耕作制度分布图，寿春和西安同属于Ⅵ区(黄淮海平原丘陵水浇地二熟旱地二熟一熟区)。1963年竺可桢、宛敏渭在其《物候学》中绘制的中国东部刺槐年平均始花期，寿春和西安也同处在4月20—30日这一区间，即处于谷雨-立夏之间。
从不同时期的气候、物候、耕作（农事）来看，现在的寿县和西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如果近两千多年来，地球大气环流和东亚季风格局以及地球的地形地貌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我们可以推论，西汉初期的寿春和长安在二十四节气的候应上，同样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我们也据此推论，二十四节气产生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并符合古寿春的地理环境。古寿春在二十四节气漫长的形成过程中，与其历史事件、地域文化、自然气候等有着最大的交集，可以称其为二十四节气大启而宇、长发其祥之地。
《淮南子》里有怎样的“气象观”
《淮南子》的宇宙构成论和阴阳二气论，构成了其气象观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气流循环和水循环模式：从地面气流蒸发上升，到阴阳气流相交产生雷、电和雨，最后雨水落入地表再汇入大海。这和现代气象学理论基本相符。
《淮南子》中的气象观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广泛应用，只是后来在气象上的应用细化到了金木水火土和风火热湿燥寒的“五运六气”，人们不但用其来解释大气现象，还用来预测天气。
《淮南子》 供图：王中洋
如北宋沈括在其《梦溪笔谈》里就记载了他所做的一次转折性天气预报过程——
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余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余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旸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有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
久旱不雨，人们望雨心切。因此，当连续几个阴天出现的时候，人们以为这次要下雨了，可是突然又云开雾散，天晴了，而且赤日炎炎。皇帝便问沈括何时才能下雨，沈括说得很肯定：征兆已现，明日有雨。大臣们很是不屑，说阴了好几天都没下，现在太阳这么毒，哪里还能有雨。可第二天，大雨竟然如沈括所期而至。沈括事后解释：前几天连续阴天，是湿土用事，即六气的湿和五运的土及其对应的主雨的太阴已弥漫大地，但太阴被厥阴（风和土）所制，所以没有下雨。后来天气放晴，是因为对应阳明的燥和金的进入，厥阴被折损，太阴就要发挥作用了。因此到了第二天，五运六气密切配合，天就下起雨来了。
换用现在的气象术语：前几天连阴不雨，是因为风送走了水汽；天气突然放晴后，风被抑制，水汽没被带走，而增温有利于对流，把水汽送到高空，所以有雨。
这样的解释不一定科学，但沈括说的“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定”，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也为我们今天的天气分析所需要。
对照现代大气科学理论和方法不难发现，《淮南子》的气象观虽然建立在较低的科学认知之上，但总体来说还是朴素的、唯物的，其在指导人们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作用，要比在推动科学发展上的价值大得多。
来源：中国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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